“天下之中，四方蛮夷……”
李承乾低声自语，无意识地摩挲着窗棂上的雕花。
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便以为居“天下之中”，视四方为“蛮夷荒芜之地”。开疆扩土多是为了“扬国威”“安边疆”，可那些戈壁、荒漠、远岛，往往土地贫瘠、治理困难，拿下后反而要贴钱驻军、赈灾，成了王朝的负担。
汉武帝通西域，虽拓土万里，却耗空了文景之治的积累。隋炀帝征高句丽，更是直接动摇了国本。
可李义府的策论，却跳出了这个逻辑。
他不是要占领土地，而是要控制资源；不是要“教化蛮夷”，而是要“以威迫粮”；不是要凭空增加治理成本，而是要通过贸易和军事威慑，让外邦的资源“主动”流向大唐。
这与传统的开疆扩土截然不同，更像是一种“资源殖民”——用大唐的技术、经济优势，换取外邦的粮食、新种，用最低的成本填补本土的短板。
李承乾重新坐回案前，翻到策论中“西域耐旱麦可试种关中，天竺稻种可移种江南”的段落，笔尖在这些句子下画了一道横线。
新政推行四年，大唐的国力早已今非昔比：百炼司的火炮、火铳足以形成军事威慑。
汇通司的唐票让跨区域贸易畅通无阻；实务科培养的进士既懂农技又通算学，足以胜任“粮赋监”之职。
江南的丝绸、蜀地的瓷器、中原的铁器，在外邦眼中都是千金难换的珍宝，这些不正是“殖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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