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她的孩子死了。
更准确一点说，不是已经成形、已经会哭会笑的孩子，而是一枚受精卵。
只是细胞，只是生命最初、最微小、甚至还来不及被大多数人赋予人格的阶段。
放在任何极端实验语境里，这样的死亡都太常见了。
高强度条件下，样本折损是默认的前提，能活下来的个体才叫奇迹，死掉反而更接近统计学的常态。
实验就是实验。
理智告诉她，这件事本该这样被归类、这样被安放，像一张写着“损耗”的记录表，收进档案柜最深的一层，再不翻出来。
如果她也能像那个男人一样，冷酷地看待自己的孩子就好了。
可她做不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是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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