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危言耸听。
在分析员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见得最多的人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而是陶。
她是他醒来后第一个看见的脸，是他睡前最后一个听到的声音，是他发烧时抱着他往医院跑的人，是他被同学欺负后蹲下来帮他擦眼泪的人。
那些本该由父母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几乎全部落在了她的肩上。
从法律角度来说，陶完全有资格、也有理由申请正式收养分析员。
只要她向法院提交一份申请，附上他父母长期缺席的证据，再加上那份早已公证过的监护权委托书，胜诉的概率极高。
可她没有这么做。
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分析员的父母虽然在日常照顾上缺席得离谱，但在物质支持和情感联络上从未真正断裂过。
他们会打钱，会寄礼物，会在某些难得的假期里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用一种笨拙而愧疚的方式试图弥补长期的亏欠。
他们也从未放弃过对分析员的监护权，只是选择了一种让外人看来近乎荒唐的方式来履行——把实际操作全部外包给了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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