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到树坛的尽头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顺理成章地走进唯一一个还开着的食堂，顺理成章地一起打粉，顺理成章地坐在一起吃粉。
像从前一样，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但我心里仍有些顾忌，不敢主动联系他。
两天以后，他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留一个小推车。
我说：“……邓子丞这合适吗？”他：“来嘛来嘛。”
当时我不知怎的拿到了熊岛的电话，不知怎么有的勇气，主动约熊岛见面，在短信里说要和他当面谈邓子丞的事情。
进了熊岛办公室，他很客气地请我坐下，嘱咐我不要关门。
我从头和他解释了我和邓子丞有多么深厚的友谊、我和他的关系是多么正常，但无论我多么有理有据、逻辑顺畅，他还是像听不懂人话一样微笑着拒绝了我和他保持联系的申请，还提议说，可以做时光漂流瓶，给三年后的对方写信，说如果是真心，那一定能等到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说服他，又或许任何证据都没有用，总之就这么原封不动地被送出了办公室。
后来我和舍友愤愤地说，我就不该自己去找熊岛，简直鸡同鸭讲、对牛弹琴。
我现在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抓起邓子丞的手，坦荡地和熊岛说，邓子丞还是我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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