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去了北京，去了新闻出版总署，指着记者证上的“各级人民政府应为持记者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一切便利和必要保障，非正当理由下公务人员不得拒绝采访”问接待她的同志，新闻出版总署派发的记者证到底有没有法律法规上的保障。
最后是总署署长郭士达亲自出面接见了她，也使得舆论引发了一场记者采访权的讨论。
其实不管是最新的政府信息公布条例也好，一零年郭士达主导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也好，都是对现阶段下新闻采访保障的点滴推进，也是对未来新闻立法的逐步尝试。
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央提倡新闻立法的领导也好，郭士达也好，这时候是需要某个契机的，张花只是恰逢其会。
有了郭士达和张花的面对面谈话，自然也有了西照市闪电般的破案过程，半个多月，案件就一审终结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向媒体详细介绍了案件详细经过。
郭士达说起案子来就叹口气，说：“好像迷雾重重的案子，其实很简单嘛，那个村官没有任何背景，只是个宗族观念很强的粗人。西照市为什么捂盖子，理由很可笑。拆迁嘛，出了问题就敏感，又说大妻俩死得很惨，动手的是好几名党员，传出去社会影响太恶劣。思想简单、逻辑混乱。”
唐逸没说话。
郭士达又道：“不过话说回来，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标准是什么？这是个问题啊！”本想再说，但看了眼张花，就没有接着说，点起了一颗烟。
唐逸道：“不管怎么说，新闻采访规范化要提一提了，是约束，也是保障。”
郭士达连连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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